OT-1020C |《全球健康行動計劃：美國在世界衛生領域下一階段的領導作用》（Global Health Initiative：The Next Phas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n Health Around The World）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2010年8月16日
謝謝。很榮幸再次來到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我要感謝艾恩弘（Einhorn）院長這一番溫馨又週到的介紹辭。這是一所非常優秀的教育機構，我不知道有300名這裡的校友曾在國務院服務過，不過這些在貴院持續在進行的工作、研究、調查和準備的成果，我每天都親眼見證。我們非常驕傲能雇用這麼多的貴院校友，我希望未來還有更多校友能加入我們的行列。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除了在外交和國際法方面著有貢獻，我想要補充一下艾恩弘院長所說的在衛生領域的貢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擁有優異的醫學院和護理學院，以及著名的彭博（Bloomberg）公共衛生學院，該學院的座右銘為–「保衛健康，拯救生命，一次數以百萬」，正好傳達了在追求更佳的健康時，所隱含的可能性與責任，放諸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皆準。新的對抗疾病、拯救生命的突破和知識，只是增加了我們身為研究人員、學生、政府官員，以及作為一個國家的責任。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召喚，設法將這些解決方法帶給需要的人，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很多全球衛生的捐助方今天也來到現場，包括好幾個夥伴國及捐助國、非政府組織、私人部門、多邊機構和公民營企業的代表都親自蒞臨。我想要在此感謝你們和他們對於在全球拯救生命的傑出貢獻，經常一次就拯救了數以百萬人的生命。
這就是我今天要向你們闡述的使命：歐巴馬政府如何進一步履行我國長期以來對全球衛生領域所作的承諾，使更多地方有更多的人獲得挽救生命的疾病預防、治療和護理。
這是美國在當今世界發揮領導作用的一個標誌，也是我時刻牽掛的一個問題。 過去20年來，我有幸代表我們國家訪問過世界上很多地方，我所結識的許許多多的人都親身體驗到成功的健康計劃所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我在肯亞遇到一個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陽性反應帶原的農夫，由於有了抗逆轉錄病毒（antiretroviral）藥物後，現在白天已經有力氣到田裡耕種維生；安哥拉的孩童每天可以在蚊帳的保護下醒來去上學，求知若渴，免於受到瘧疾的侵犯；印尼的新手媽媽，因為有了受過訓練的助產士協助生產，可以產下健康的寶寶並得意地向他人炫耀；能夠對抗疾病並健康長大成人的男男女女，都是因為他們在孩提時期接受了小兒麻痺或麻疹的疫苗接種。
這些不過是全球衛生之中我見過的一些面向而已；這些人不但活著，還成為父母、工人和公民，對社會作出貢獻，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政府、組織、基金會和如貴校這樣的大學，彼此協作，將醫療和有關健康行為的教育，帶到全世界更多地方。
這些也是美國承諾的面向 。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為改善全球健康狀況作出了更多的努力。 在取得當代某些最重大的衛生成就方面，美國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天花困擾人類達數千年之久，直至1960和1970年代，我們透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系列根除天花的行動，為這種疾病的絕跡作出了貢獻。 「擴大免疫規劃」（Expanded Program on Immunization）使全世界將近80%的兒童接種了挽救生命的疫苗，而在36年前這項規劃剛啟動時，僅有不到5%的兒童接種疫苗，此項成就部分歸功於美國的資助和支持。 美國參與倡導的推廣微量營養素的全球性推廣，保護了千百萬幼童和孕婦的健康。
我們在抗擊被忽視的熱帶疾病的鬥爭中也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僅在過去四年中就為5900萬熱帶疾病患者提供了治療。 我們每年都參與涵蓋5000多萬人的瘧疾防治工作，我們提供將近60%–全世界HIV和愛滋病（AIDS）防治捐助資金的60%。 在全世界為衛生領域的開發援助提供的資金中，有總共40%的資金來自美國。
毫無疑問，這不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問題，而是一個牽動美國人的愛心、超越黨派政治的問題。 我國之所以能在衛生領域發揮領導作用，是因為得到了兩黨一致的強有力的支持。 我讚賞布希政府在全球衛生領域所做的開拓性工作，特別是提出了「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簡稱PEPFAR）和「總統防治瘧疾行動計劃」（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簡稱PMI）這兩項具有代表性的衛生計劃。 我要特別向兩個人致意，他們協助實現了這些計劃：馬克‧戴布爾（Mark Dybul），前全球愛滋病事務協調員；海軍上將提姆‧季默，現任PMI負責人。
現在，除了政府，美國各民間組織也正在作出卓越的貢獻。 例如，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捐贈了數十億美元重新開展大規模免疫活動，發現預防和治療疾病的新疫苗及其他途徑；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領導了消滅危害健康的麥地那龍線蟲病的全球運動；柯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與製藥公司合作，讓數百萬民眾能夠獲得可負擔的愛滋藥品；還有美國各地的數百個其他組織，它們用創新方法為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拯救生命和改善生活的保健服務。
教會和宗教團體也帶頭為急需的人們提供治療，包括派出志願醫務工作者，他們在那些缺醫少藥的地方為民眾服務，有時冒著生命危險。 就在兩個星期前，來自美國和其他幾個國家的志願醫務工作者在阿富汗被殺害，當時他們正在為鄉村地區提供巡迴醫療服務，治療眼疾，並開辦一個牙科診所。 這對他們的家庭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對世界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對那些已經受益於或即將受益於他們的幫助的人也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此類事件提醒我們，加強全球衛生工作不僅是我國政府堅定不移的首要任務，而且是許多美國公民和我們整個民族的首要任務。 這是我們國家的一項重要歷史紀錄，一項經常被忽略或沒有引起充分關注的紀錄。
今天，我代表歐巴馬政府，向大家報告一下美國全球衛生工作的下一個篇章，它被稱為「全球健康行動計劃」，簡稱GHI。 它代表著一種新方法，以新思維為指導，並設定了新的目標：增強我們現有的衛生工作計劃，在此基礎上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改善本國人民健康的能力，從而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
在我開始討論這項行動計劃的細節之前，讓我們先退一步思考。有些人可能會問，美國國務卿為什麼要發表有關全球健康的演講；世界上還有很多其他危機，這一點我也非常清楚。有些人可能會指控我是想從那些危機中喘一口氣–（笑聲）–才跑來SAIS談全球健康。孕婦健康、免疫或對抗HIV和愛滋病，究竟和外交政策有什麼關係？我的答案是：息息相關。
我們投資於全球衛生事業，為的是加強脆弱或社會機制衰退的國家。 我們已經看到愛滋病奪去了農民、教師、軍人、醫務工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士的生命，對國家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數百萬孤兒和弱勢兒童無人照料，他們的需求遠不是任何政府機構可以滿足的。 由於愛滋病的破壞性影響，柯林頓政府不僅把它歸類為一項健康威脅，而且視作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後來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也持同樣的立場。 研究國家安全的智庫「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發起成立了「全球衛生策略委員會」（Commission on Smart Global Health Policy)。 該委員會的共同主席為「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組織」（CARE）的海林•蓋爾（Helene Gayle）和退役海軍上將威廉‧法倫（William J. Fallon），其目的是為全球衛生工作尋找新戰略，因為我們相信這將有助於我們建立一個更安全、更穩定的世界。
我們投資於全球衛生事業，為的是促進社會與經濟進步，並支持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地區與全球衛生問題的夥伴們進行能力建設。 我們看到，在許多地方，遭受疾病折磨的人民在許多不同的層次上掙扎：通常貧困範圍很廣，基礎設施不完善，食品生產能力有限，兒童入學率低。 本來可以為家庭和國家的進步發揮主導作用的人們，現在因疾病、貧困、缺少機會而無力自救。
我們投資於全球衛生事業，為的是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舉例來說，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跨越大陸飛行，從而為我們緊密相連的世界帶來疾病傳播的威脅，我們需要一個全面有效的全球系統來追踪衛生數據、監控疾病威脅和協調應對措施。 近年來，由於急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SARS）和H1N1流感病毒的傳播，人們對於這樣一個系統的必要性有了充分的認識。 如果在疾病剛剛出現時就加以遏制，阻止大規模爆發，使之不至演變成全球性威脅，就能夠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這在那些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不足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很難做到。
我們把投資於全球衛生事業，當作公共外交的一種方式。 對於世界上的億萬民眾，在美國的幫助下獲得預防、治療或護理是他們瞭解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主要途徑，這種體驗可能發生巨大的作用。 就傳播我們的價值觀而言，讓人們有可能健康長壽或幫助他們的孩子免受疾病的威脅，其效果不亞於任何國事訪問或戰略對話。
我們把投資於全球衛生事業作為明確、直接地表達愛心的一種方式。 每一年，數百萬人因不能獲得簡單的救助而喪生，如蚊帳或維生素強化食品，或口服補液治療。 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我們絕對不能接受那種毫無意義的死亡，我們的基因裡沒有這種成分。 因此，美國人在調查中經常表示支持把我們繳納的稅款用於全球衛生項目–不是因為它能給我們自己帶來好處，而是因為這些錢可以並且確實造福了他人。 很少有其他投資與我們全部的價值觀如此吻合，也很少有其他投資更具有合理性。 全球衛生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它說明了從戰略高度使用我們的資源能夠對人民、社區和國家產生立竿見影和歷久不衰的影響。
世界各地有許許多多對生命和生計構成威脅的疾病與營養缺乏症，而我們的資源卻是有限的。 因此，我們必須針對最危險的威脅，從戰略高度作出有事實依據的決策，以確保我們的投資–這些資金畢竟來自美國納稅人–取得實效。 我們還必須注重長遠目標–不僅努力滿足今天的迫切需要，而且為明天和下一代人能有更好的健康打下基礎。
這一思想貫穿於歐巴馬總統去年發起的全球健康行動計劃的各個方面。 美國正在進行630億美元的投資，首先用於保持和加強我們現有的衛生項目；其次，透過與政府、組織、公民社團和個人的協作，把這些項目提升到更高水平，從而擴大我們在公共衛生領域預期能夠取得的進展。
我們正在把重點從逐一解決問題轉向造福於人民，即更全面地考慮他們的生存狀況，確保他們能夠在一生中獲得最需要的保健服務。
試想一個在我們夥伴國的婦女的生活。
她住在一個偏遠的村落，家族已有好幾代都住在那裡。她的父母終其一生都沒看過醫生，但現在因為國際社會的辛勤努力，她終於可以獲得一些高品質的保健服務。步行可及的距離，就有一家由PEPFAR所支持的診所，她在那裡首次發現自己帶HIV，正在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讓她保持健康。如果她騎腳踏車或搭公車到遠一點的地方，就有另一家診所可以接受產前照護，孩子還可以接受疫苗接種。有時保健服務還會送到家門口，保健志工會把蚊帳送到她家，讓她們一家人不受瘧疾的侵害。
雖然某些健康上的問題她可以得到照護，但是有些問題她就得靠自己。她當地的診所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供應無虞，但是卻沒有抗生素或避孕用品。如果她難產，最近的有設備可以動緊急手術的地方也有幾百哩遠，因此她面臨著非常真實的風險，她很可能就成為每22個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婦女中，死於生產的那一個。此外，雖然她家已經噴灑了殺死蚊子的殺蟲劑，她仍然無法取得乾淨的水源，因此她的孩子雖然逃過了瘧疾，卻可能會死於腹瀉疾病。
毫無疑問，這樣的健康景觀跟幾年前相比已經改善許多，但其缺點卻很顯著。
在提供保健服務的所有國家和組織之間協作很少，我們自己的政府內部也不例外，因此保建工作中就有巨大的缺口還未被填滿。
整合也做得很少。疾病通常是分別治療，很少將疾病集合起來治療，像上述婦女那樣狀況的人，不得不跑好幾家診所，才能滿足她們和孩子的基本保健需求。
很少有創新是專門在設計技術和策略，以適用於資源貧乏的地區，還能幫助位處偏遠的人。
再往後退一步，就會看到另一個問題：缺乏國內自身的能力。在許多地方，捐助國和外面的非政府組織都會介入，把重要的服務提供給沒有財力或專業來提供這項服務的國家。雖然在緊急狀況發生時，這麼做絕對是正確的因應措施，但是這只是權宜之計，並非長久之計；然而在好多地方，卻已經成了長久之計。
結果就是，這名婦女目前取得醫療的途徑並不穩定，未來的管道也充滿不確定性。在離她很遠的地方，如果撥款的週期和發展的趨勢發生波動的話，她很容易就身受其害。她對於提供給她及家人的醫療品質沒有任何掌控權；反之，如果能夠直接並大量地投資在她國家的民選領袖身上，她和她的同胞就比較能夠對於整個醫療體系發揮影響力。
全球健康行動計劃的根本目的是，由受援國發揮主導作用，透過將各項衛生計劃整合為一個統一、協調、永續的保健系統來解決問題。 基於對PEPFAR、PMI、母嬰保健、計劃生育、被忽視的熱帶疾病和其他關鍵的健康領域所作的投資，並基於疾病控制中心以及其他聯邦政府部門的工作，透過改進提供衛生服務的整體環境來擴大效果。 這樣，我們的投資能夠產生更大的影響，病人能夠得到更多和更好的保健服務，從而能夠更健康地生活。
要說明全球健康行動計劃如何成功運作，先想一想它將如何影響我們最成功的全球健康計劃之一：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
過去七年，PEPFAR已經在非洲、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提供了無數人預防的服務。這個計劃也改變了對於治療的傳統觀念。在PEPFAR之前，很多人相信在窮國治療HIV帶原者是不可能的，因為藥物要生效，必須要每天按時服用，還要有充足的飲食。對於住在食物短缺、沒有保健診所、藥局或衛生專業人員的地區的人民，治療似乎永遠會遙不可及。
但是美國並不接受這種不公，讓千百萬人就這樣死去，而我們確實有可以拯救他們的藥。透過PEPFAR，我們設立了診所，訓練了衛生專業人員，改善了運輸與儲存。因此這個實驗成功了。七年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服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人數還少於五萬人；今日，超過500萬的開發中國家人民，正安全且有效地服用這些藥物，且其中約半數是由PEPFAR所支持。
根據全球健康行動計劃，我們將增加經費，繼續擴大PEPFAR的成果。 2008年，PEPFAR的經費為50億美元。 歐巴馬總統已經為2011年提出57億美元的申請，這是單一國家為防治全球愛滋病所做的最大一筆投資。
我們正在提高我們的治療目標。 通過全球健康行動計劃，我們力爭為世界各地400多萬人的治療提供直接支持–這個數目是在實施PEPFAR的頭五年間接受治療人數的兩倍多。
我們正在提高我們的護理目標，計劃為1200多萬人提供護理，包括500萬名孤兒和弱勢兒童。
我們正在提高我們的預防目標，透過全球健康行動計劃，我們的目標是預防1200萬例新的HIV感染。 為此，我們正採用一種更全面的方法，在已知的成功方法上進行擴大。從過去的ABC原則–即節慾（abstinence）、忠誠（be faithful）、持續並正確使用保險套（consistent and correct use of condoms），擴大為A到Z的預防方法。因為我們必須使用所有手上的工具，也就是醫學、行為和結構的介入，其中包括了男性割包皮；預防母子垂直傳染；進行改善和投資，讓愛滋檢測方法更容易取得、價錢更可以負擔；教育；以及情況需要時，做出法規、政策的改變，使其更能保護各個族群。
儘管美國和全世界已經做出了許多投資，來阻止此一大型傳染病的傳播，我們每年還是面對270萬新的感染病例。因此如果我們要打贏這場仗，我們需要在預防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而我們根據全球健康行動計劃制定的策略將能夠讓我們達成這個目標。
因此PEPFAR的立即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的經費會增加，影響會增強，而且它的預防策略也會變得更全面。
同樣地，對於我們在全球各地資助的各種健康計劃，我們也正在強化我們的支持。
我們正在加強對PMI的支持，目標是使4.5億人口的瘧疾負擔減輕50%。
就結核病而言，我們希望透過增加治療機會，挽救130萬人的性命。
我們也在加強計劃生育和母嬰保健工作，這也是美國可以而且必須發揮領導作用的領域。每年，成千上萬 的婦女死於和懷孕或生產相關的併發症，幾乎全數都發生在開發中世界，而且每有一名婦女死亡，就另有二十多名婦女受重傷或嚴重感染。每年，數以百萬計的開發中世界孩童，死於完全可預防的疾病。
拯救婦女和孩童的性命需要一系列的照護行動，從改善營養，到訓練可以幫助婦女生產的生產護理人員，還需要增加取得計劃生育工具的管道。計劃生育代表的是今日世界之中，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公共衛生介入手段之一。藉由幫助婦女安排她們的生產間隔，並讓她們在身體最健康的那幾年懷孕生子，來預防母親與孩子的死亡，也減少了婦女因為不安全的墮胎而死亡的數目。
美國曾居於制定與提供成功計劃生育方案的領導地位；但是在近年來，我們落後了。藉由這個全球健康行動計劃，我們正在迎頭趕上。
總而言之，以這個行動計劃來增加對於美國現存全球健康計劃的支持，我們將多拯救好幾百萬人的性命。
但是那些環繞在PEPFAR、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計劃及其他美國出資的在地健康計劃週邊的系統性問題呢？物流、結構、法律和政治等一系列問題，減損了我幾分鐘前敘述的那名婦女的健康，讓她的生命變得脆弱不堪。只要這些問題還在，就會讓我們或其他捐助方的影響變得有限。我們拯救婦女不受愛滋病的侵害，但她們卻死於生產；讓孩子對於小兒麻痺免疫，但卻死於輪狀病毒。從更廣的層面–也就是在社區和國家內現有的醫藥及公共衛生服務的範圍和品質方面來看–未來可能跟現在不會有太大差別。
我們現在需要為日後取得更大進展打好基礎，包括解決其中一些系統性問題，以及與夥伴國協作，剷除危害其人民健康的最根深蒂固的障礙。如此我們才能讓我們的投資產生最大的收益，在現在及未來拯救最多的性命。
讓我說明一下我們追求這個目標正在採行的一些主要方法。
首先，我們會和其他國家一起創建並實施它們根據自己的獨特需要和現有能力而主導設計的健康戰略，我們正在幫助這些國家培養能力，以便它們長期管理、監督、協調並運行健康計劃。
在實務上，在不同的地方要做的事情也不同。在有些國家，我們的發展專家正在訓練社區保健志工，提供基本照護並回答基本的衛生問題。在其他國家，我們正建立供應鏈及用藥規範，確保對病人能有效用藥。在另外一些國家，我們則協助建立健康訊息系統，讓保健志工可以蒐集並分析更多資料–從出生人數、死亡人數，到更複雜的訊息，比如在診所接受產前照護，爾後又回來診所生產的婦女人數。各國需要一個永續的系統以取得並瞭解資料，並持續觀察並改善自己的表現。
其次，我們側重於婦女和女童的需求和貢獻。 由於專業保健人員沒有注意到她們的苦難或瞭解其面臨的問題，她們仍然經常受到忽略，沒有獲得足夠的服務。 我們對於提升婦女和女童健康的承諾，當然是為了她們的福祉，但也是為了她們的家人與社區的福祉。因為當一名婦女的健康變差，她的家人也會跟著受苦，在整個村落也會引起漣漪效應。反之當婦女健康的時候，其效益也同樣廣泛。
限制了女性取得保健服務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經常未得到承認與處理，像是與性別有關的暴力、童婚、女性割禮、教育不足、缺少經濟機會和其他形式的歧視。我們正將我們的健康計劃，與我們更廣泛的發展活動連結起來，以設法解決這些隱含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性別問題。我們正與各國政府、公民社團和個人合作，來確保婦女與女童的需求得到了重視，不只是我們重視，還有各國的衛生部長、和每天實際提供照護的基層工作人員，因而讓各國財政部、首相和總統在編列預算和制定計劃時，將她們的需求列入考量。
第三，我們正在完善衡量和評估自身影響的方式。 這包括將重點從「投入」轉移至「成果和影響」–例如，不是根據我們分發了多少頂蚊帳來衡量成功，而是要瞭解有多少人因為正確使用蚊帳而實際避免了瘧疾──這種評估提供更全面的訊息，它需要我們作出投資，改進我們收集、分析和共享資料的方式。
第四，我們正在投資於創新發明，重點在於開發工具，在我們工作的社區中幫助診斷、預防和治癒疾病。 這些地區通常地處偏遠，資源貧乏。 很多我們在美國使用、讓人們保持健康的工具和技術，不適用於其他地方的現實生活狀況。因此，我們必須在如何有效與人們聯繫方面有所創新。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藉由使用手機。在好幾個國家，我們正與公私部門的夥伴合作，透過手機傳送及時且重要的健康訊息給孕婦和新手媽媽，以協助預防母親與新生兒的死亡。手機已經可以進入到診所無法深入的地方。
另一個令人振奮的例子是創新的影響力，我們在上個月達成了一個重大突破，南非的科學家成功測試了一種首度能幫助預防HIV傳染的殺菌劑。這次的概念的驗證試驗之所以能夠成功，要歸功於透過USAID的PEPFAR經費及南非科技部的經費，而且此殺菌劑有潛力成為愛滋病防禦上的重大突破，因為它是一種婦女可以負擔得起的工具，不需要經過其伴侶的允許。通常是男人決定要不要使用保險套，但有了這樣的殺菌劑，婦女就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健康。
第五，我們正在改進協調與整合。 首先是將美國政府在同一國家內的所有計劃調進行統合，尋找可以將服務結合在一起的機會，就像PEPFAR在肯亞所做的，將HIV和愛滋病的計劃和母嬰健康、結核病和計劃生育的計劃結合在一起。
協調要從上位，也就是華府做起。全球健康行動計劃集合了政府內的專家，今天在場的就有三位傑出的機構主管，恰巧也是三位傑出的醫生，他們每天都帶領著這項行動計劃的日常運作，他們是：USAID署長拉吉‧沙阿（Raj Shah）醫生；PEPFAR美國全球愛滋病事務協調員埃裏克‧古斯比（Eric Goosby）醫生；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托馬斯‧弗裏登（Thomas Frieden）醫生。他們主管的機構，連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其他隸屬於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機構及和平工作隊（Peace Corps），會在副國務卿傑克‧盧（Jack Lew）的帶領與指示下共同合作，今天他也來到了現場。這是一個獨特的領導結構，將我們承諾在白宮以下每一個層級進行協調的承諾隱含在其中。
第六，我們與現有夥伴合作，並且尋找新夥伴。 我們希望和其他捐助國及多邊組織協同努力，其中許多國家和組織在增進全球健康方面正做出卓越的貢獻。 讓我特別提出其中一個組織：那就是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及瘧疾基金。這個組織對全世界已經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不僅是由於它拯救了無數的性命，更是因為它為建立了新的模式，指引國際社會如何共同在對抗大型傳染病的戰役中奉獻心力，彼此協作。美國非常驕傲能成為該基金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捐助方。在2011年歐巴馬總統的申請下，我們依舊是最大的捐助方。
可是，我們最重要的協作對象將是我們的夥伴國，我們也會繼續呼籲它們對這項努力作出最大的承諾，因為它們的貢獻最終將決定我們能否達到目標，成功地為世界上更多人創建統一、協調、永續的保健系統。
只要看看今天的世界，就可以發現國家的領導作用有多麼重要。在那些政府對人民的健康進行投資的地方，在那些公民社團擁有力量並積極投入的地方，在那些社會的每個部門、每個層級都把健康列為首位的地方，健康得到改善，人民也能有好的發展。
想一想南非在HIV/AIDS方面的進展。這個國家背負的HIV帶原人口數目在全世界數一數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些南非領袖對於這個傳染病抱持的態度是，拒絕承認HIV和AIDS之間的關聯。但這個狀況已經改變。在南非總統祖瑪的領導下，南非政府主動作出符合現實的更新承諾來對抗愛滋病，增加了經費，並訂立增加檢測和治療的強大目標。美國也展現了我們的支持，提撥更多經費來協助南非進行能力建設以達成這些目標，並以長遠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傳染病。
為了刺激國家的領導力，我們正全力施加美國外交的影響力。我們的外交官正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緊密合作，以深植對健康的承諾，不僅是在衛生部長的辦公室，還有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尤其是最上位的首相或總統辦公室。我們太常看到健康問題被邊緣化，在經費的分配和心力的投注方面，也常被當作次要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和其他捐助方提供了經費，受捐助的國家卻沒有把這些錢用在健康領域，認為美國會補足差額。美國願意投入金錢、時間和專業能力，來改善各國的健康狀況。但我們也要求那些國家的政府要在人力資源、對於能力建設的認真承諾，以及可行範圍內的財政支持方面，也展現與美國同樣的投入程度。
我們期望這些國家能加大努力，而他們的人民也有著同樣的期待。
這些做來並不容易。我們透過全球健康行動計劃正在努力實現的改變既深且廣，也會碰到很多障礙。但如果我們成功了，我們將會改變保健服務在全世界提供與接受的方式。
目前，作為一個國家與一個國際社會，我們在挽救性命與改善健康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我們很感謝那些帶領我們走到這一步的人，特別是那些英勇的醫護工作者、高瞻遠矚的領袖、意志堅定的科學家與研究人員，和熱心奉獻的活躍份子。因為他們，我們才能夠–而我主張，我們因此有義務–走得更遠，拯救更多性命，從事更艱難的任務，為病人投入心力，堅持不懈地為更健康的未來打下基礎。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值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去努力的挑戰，我們正挺身面對這個挑戰，正如過去多次做過的。同心協力，我們便能給予無數人民過上健康生活的機會，並建立一個更健康、穩定與和平的世界。
能來SAIS談這個問題真的很榮幸，因為這個地方，將會孕育出我們在未來所需的領袖，帶領我們實現此一願景，提出艱難的問題，質問是否就因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採用的方式，而且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我們就要繼續採用這樣的方式。他們還要挑戰國會，因為國會自身的結構經常會產生（訊息只能上下流動的）「煙囪」（stovepipes）問題，阻撓我們自己的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他們要肩負艱難但重要的工作，亦即說服各國領袖，投資在自己人民的健康上不僅非常值得，而且對於他們所尋求的安全、和平和繁榮的未來至關重要。
我們都清楚所有內部隱藏的問題和外部的障礙，但是我們不能坐視不理。我們必須盡我們此刻所能，我知道這也是你們到SAIS來的原因，就是為了找到你們未來成就的道路。我們樂見你們的參與，也邀請各位一同來協助解決這個世界當前與未來面對的一些最艱鉅的挑戰。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