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 2009
AIT 正式資料 #: OT-0930C
國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傑出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員，美國公民及全世界公民們：
獲此殊榮，我深懷感激並深表謙恭。這個獎表達出我們的最高理想–儘管這個世界存在種種兇殘困苦，但我們並不任命運擺布。我們的行動是有作用的，能夠推動歷史向正義方向發展。
不過，如果不坦承你們這項厚愛有加的決定所引起的相當激烈的爭議，那就是我的疏忽了。（笑聲）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奮鬥才剛剛開始，而不是接近尾聲。與曾經獲此殊榮的一些歷史巨人相比–史懷哲（Schweitzer）和馬丁•路德•金恩(King)；馬歇爾(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還有全世界為追求正義而遭到監禁和歐打的男女志士；那些為減輕苦難而在人道組織中艱辛工作的人；那千百萬默默無聞地以充滿勇氣和關愛的無聲行動讓最悲觀的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們。我絕不反駁那些認爲這樣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為他們所幫助的對象所知–遠比我有資格獲此殊榮的看法。
但與我獲獎有關的最深層的問題可能在於我是一個正打著兩場戰爭的國家的三軍統帥。其中一場戰爭已接近尾聲。另一場並非是美國挑起的衝突；有包括挪威在內的42個國家在與我們共同努力，為的是保護我們及其他所有國家不再遭受攻擊。
然而，我們仍處在戰爭時期，是我派遣成千上萬名美國年輕人遠赴戰場。有些人要進行殺戮，有些人則會遭到殺害。因此，我是帶著對武裝衝突的代價的敏銳感覺來到這裡的–心中充滿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以及我們為用和平取代戰爭而努力的難題。
而這些問題並不新鮮。戰爭，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隨著人類的誕生而出現。在歷史初期，戰爭的道義性無人質疑；它是如同乾旱或疾病一樣的事實–是各個部落以及後來的各種文明謀求權力和解決分歧的方式。
後來，隨著旨在控制群體內部暴力的規範的出現，哲學家、宗教領袖和政治家也紛紛致力於用條文限制戰爭的破壞力。「正義戰爭」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認爲，在符合以下幾個具體條件時，戰爭是正義的：如果戰爭是最後手段或是為自我防禦；如果武力程度適當；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不對平民使用暴力。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這種「正義戰爭」的概念鮮被理會。人類顯然有無窮的能力不斷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殘殺，同樣也有無窮的能力毫不憐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軍隊之間的戰爭變成國家間的戰爭–模糊了戰鬥人員與平民界線的全面戰爭。這種戰爭大屠殺曾在30年內兩度侵吞這塊大陸。雖然難以設想還有甚麽比擊敗第三帝國（Third Reich）和軸心國（Axis powers）更正義的事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的平民總數超過了戰死疆場的軍人。
在這種毀滅之後，並且隨著核子時代的到來，戰勝者與戰敗者同樣清楚地認識到，這個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機制。為此，在美國參議院拒絕接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紀後–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正因為提出成立國際聯盟的設想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帶動世界建起維護和平的體制：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和聯合國，對發動戰爭的規範，以及保護人權、防止種族滅絕大屠殺和限制最危險武器的各項條約。
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獲得了成功。不錯，可怕的戰爭仍然發生，種種暴行依然出現，但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冷戰以興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牆而告結束；商貿將世界大片地區緊密連在了一起；數十億人口擺脫了貧困；自由、自決、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斷斷續續地向前推進。我們是先輩的堅韌精神和遠大目光的繼承人，這是我自己的國家有理由為之感到驕傲的功績。
然而，在進入新世紀已10年之際，這一舊有的架構越來越難支撐新生威脅的重量。世界或許不再為兩個超級核武大國之間可能發生戰爭而顫慄，但核武擴散可能會增加發生巨大災難的危險。恐怖主義一貫是一種手段，但現代技術會使少數過度憤怒的小人以可怕的規模殘殺無辜。
而且，國與國的戰爭正在日益被國家內部的戰爭所取代。民族和宗派衝突的重新抬頭、分離主義運動、叛亂活動和失控國家的增加，都越來越將平民困於無休止的動亂中。在今天的戰爭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過軍人；埋下未來衝突的種子；破壞經濟；摧毀公民社會；形成大批難民；使兒童遭受創傷。
我今天沒有帶來對戰爭問題的決定性解決辦法。但我確知，應對這些挑戰要求具有幾十年前那些英勇無畏的前輩所具有的遠見、勤勞和堅忍不拔。這需要我們從新的角度思考正義戰爭的涵義和正義和平的必備條件。
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這個嚴峻的現實：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不會根除暴力衝突。會有一些時候，國家–不論是單獨或共同行動–發現使用武力不僅必要，而且為道義所需。
我說這番話時並沒有忘記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這同一儀式上說過的話：「暴力永遠不會帶來持久和平。它解決不了社會問題：只會製造新的、更複雜的問題」。我站在這裡，作為金博士畢生奮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對非暴力的道義力量的活見證。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馬丁•路德•金恩的信念與人生中，絕無軟弱–絕無消極–絕無天真。
但是，作為宣誓保衛自己國家的一國元首，我不能只以他們的榜樣為指南。我面對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我不能面對美國人民遭到的威脅無動於衷。因為，切莫誤會：邪惡在世界上確實存在。一場非暴力運動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軍隊。談判不能說服基地（al Qaeda）組織的頭目放下武器。說武力有時是必要的並不是讓大家變得憤世嫉俗–這是承認歷史；是人類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說起這一點，我以這一點開頭，因為今天在許多國家，對軍事行動，不管出於甚麽理由，都存在一種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時候，這種矛盾又摻雜著對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一種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須記住，不簡單地是因為國際體制–不只是條約和宣言–才給二戰後的世界帶來穩定。不管我們犯了多少錯誤，一個明白的事實是：美利堅合眾國在60多年裡，以自己公民的鮮血和軍力，幫助維護和保證了世界的安全。我們男女軍人的貢獻與犧牲促進了從德國到韓國的和平與繁榮，使民主能在像巴爾幹這樣的地方扎根。我們承受這些重負並不是因為我們謀求強加我們的意志。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開化的自身利益–因為我們為我們的子子孫孫追求更美好的未來。我們相信如果別人的子子孫孫能生活在自由和繁榮中，他們的生活會更好。
所以，是的，戰爭的手段確實在保衛和平中具有作用。但這個事實必須與另一個事實共存–不管理由多麽正當，戰爭導致人間悲劇。軍人的勇敢和犧牲無比光榮，表達了對國家、事業、戰友的忠誠。但戰爭本身絕不光榮，我們絕不能如此宣揚。
因此，我們面對的挑戰部分來自於調和這兩個看似不可調和的事實–戰爭有時必要，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愚蠢的表現。具體說，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努力放在甘迺迪總統（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說：「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實際，更能取得的和平上，這種和平不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突發革命，而是基於人類體制的逐漸演進。」
這種演進可能具有何種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實可行的步驟？
首先，我認爲所有國家，無論強弱，都必須遵循對使用武力的規範。與任何國家元首一樣，我保留在必要時採取單邊行動保衛自己國家的權利。然而，我確信遵循標準–國際標準–的國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標準的國家會陷於孤立，並且被削弱。
「9.11」之後，全世界團結一致，與美國站在一起，並在今天繼續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努力，這是濫殺無辜的殘忍與公認的自衛原則使然。同樣，當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時，世界也認識到必須與其抗衡。這一共識發出的清楚訊息是：侵略必須付出代價。
另外，美國──以及任何國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絕遵守規則時要求別人遵守規則。如果我們不以身作則，我們的行動就會表現為專橫武斷，使未來進行干預的合理性受到影響，無論理由多麽充足。
當軍事行動的目的超越了自衛或幫助某一國抵抗侵略者的防衛行動時，這一點變得尤其重要。我們大家都越來越多地面對棘手的問題：如何防止一國政府屠殺本國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場其暴行和所導致的痛苦會殃及整個地區的內戰?
我認爲，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當的，例如在巴爾幹地區或飽經戰亂的其他地區。不採取行動不僅折磨我們的良心，還會導致未來以更高的代價進行干預。因此，所有負責任的國家都必須相信使命明確的軍事行動所能夠發揮的維護和平作用。
美國將矢志不渝地致力於確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這個威脅日益蔓延、使命日趨複雜的世界裡，美國不能獨自行動。美國獨自行動不能帶來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義和海盜伴隨饑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難的索馬利亞等政府失控的國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這種狀況在今後歲月裡會繼續存在於動蕩地區。
在阿富汗，北約國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國的領導人和軍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氣證實了上述論斷。可是，在許多國家中，奉獻者作出的努力與公眾的矛盾心理之間存在脫節。我理解戰爭不受歡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單憑向往和平的美好意願很少能夠帶來和平。和平需要承擔責任。和平需要作出犧牲。這是往後不能沒有北約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強聯合國及地區維和行動，不能將此重任推卸給少數幾個國家的原因。因此，無論是在奧斯陸或羅馬、渥太華或雪梨、達卡或基加利，我們都對那些完成維和行動與海外培訓任務歸來的軍人給予極大的榮譽，因為他們不是戰爭製造者，而是和平締造者。
請允許我對使用武力的問題最後再說明一點。即使我們對出兵參戰一事作出了艱難的決定，我們還必須認真考慮我們如何參加作戰。諾貝爾委員會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頒發第一個和平獎時認識到這一點。亨利•杜南是紅十字會（Red Cross）創始人、《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後推動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們出於道義與戰略上的考慮，需要受某些行為準則的制約。即使我們遇到不遵守任何規則的邪惡對手，我認爲美利堅合眾國也必須一如既往成為遵守戰爭規範的楷模。這就是我們與作戰對手有所區別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這就是我下令關閉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原因。這就是我重申美國堅決遵守《日內瓦公約》的原因。我們為保衛自己的理想而戰，如果我們放棄這些理想，我們就會自取其咎。（掌聲）我們維護–我們維護這些理想，不論如何順利，也不論如何艱難，都對這些理想恪守不渝。我剛才比較詳細地談到我們在選擇出兵參戰之際，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現在讓我轉而談一談我們為避免這類悲劇性的選擇進行的努力，談一談我們維護正義和締造持久和平的三個途徑。
首先，對於那些不遵守規則和法律的國家，我認爲我們必須採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變其行為方式的強硬措施–因為如果我們希望實現持久和平，那麼國際社會說的話必須算數。不遵守規則的國家必須承擔責任。各種制裁必須迫使對方付出實際的代價。如果拒不悔改，則必須施加更大的壓力藉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這樣的壓力。
舉例來說，努力防止核武擴散，爭取一個沒有核武的世界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紀中葉，各國同意受一項條約的約束，其內容十分明確：各國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沒有核武的國家將不謀求核武；擁有核武的國家將努力裁減核子軍備。我堅決支持這項條約。這是我採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與麥維德夫（Medvedev）總統為削減美國和俄羅斯的核子軍備進行合作。
但我們大家也都有責任堅決不允許伊朗和北韓等國家玩弄這個制度。聲稱尊重國際法的人不能在這些法律遭到踐踏時視而不見。關心自己安全的人無法忽視中東或東亞地區軍備競賽的危險。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國家為發動核戰爭建立軍備時袖手旁觀。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那些違反國際法，殘酷壓榨本國人民的人。當達佛（Darfur）地區出現種族大屠殺，當剛果發生層出不窮的強姦事件，當緬甸採取鎮壓行動的時候–必然會產生後果。是的，會進行接觸，也會有外交行動–但當這些做法無法奏效時，必然會產生後果。我們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裝干預和縱容專制壓迫之間進行選擇。
這就關係到我要講的第二點–我們所尋求的和平的性質。和平並不僅僅意味著沒有可見的衝突，只有基於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尊嚴正義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正是這種真知灼見給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們動力。在巨大的災難之後，他們意識到，如果人權得不到保護，那麼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諾。
但是，人權宣言被漠視的狀況屢見不鮮。某些國家將人權原則是西方原則、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國家發展階段等作為不維護人權的不實藉口。在美國，那些自稱為現實主義者或理想主義者的人之間，長期以來也存在矛盾–它代表著在狹隘地謀求利益與無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們的價值觀之間的僵化選擇。
我拒絕這些選擇。我認爲，在那些公民無權自由發表意見或按照自己的意願信教、不能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或自由集會的地方，和平是不穩定的。被壓抑的不滿情緒會激起怨恨，壓制部族和宗教的認同可能引發暴力反抗。我們也知道相反的情況。歐洲在贏得自由之後才最終享有和平。美國從來沒有與民主國家交戰，我們最親密的友邦也都是保護其公民權利的政府。不管多麽苛刻地界定，壓制人的理想不會有利於美國的利益，也不會有利於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們尊重不同國家的獨特文化和傳統的同時，美國仍將一如既往地為這些全人類共同的理想而大聲疾呼。我們將為翁山蘇姬（Aung Sang Suu Kyi）那樣具有沉靜尊嚴的改革者見證；為不懼毆打而參加投票的辛巴威人的勇氣見證；為成千上萬名在伊朗街頭默默遊行的人見證。這些都說明，那些政府的領導人對本國人民理想的畏懼甚於任何其他國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國家都有責任明確宣告，我們站在這些行動–希望和歷史的行動–的一邊。
我還要這樣說：促進人權不能僅限於規勸告誡，有時還必須輔以艱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與壓制性政權接觸沒有義憤填膺來得暢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沒有主動接觸，如果一味譴責而沒有對話，只能保持一個有害的現狀。任何壓制性政權都不可能改弦易轍，除非它們有可以選擇的出路。
鑒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恐怖，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會晤似乎不可饒恕–但是，這確實幫助中國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千百萬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並與開放社會建立了聯繫。教皇若望保祿（Pope John Paul）與波蘭的接觸不僅為天主教教會，也為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等工會領袖拓寬了空間。雷諾•雷根（Ronald Reagan）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對蘇聯改革的歡迎不僅與蘇聯改善了關係，也給整個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增添了力量。這裡並沒有一個簡單的公式，但我們必須盡可能在孤立與接觸、施壓與鼓勵之間找到平衡，以使人權和尊嚴能夠與時俱進。 第三，正義的和平不僅包括公民和政治權利–它還必須包括經濟安全保障與機會。因為真正的和平不僅擺脫恐懼，而且無乏匱之虞。
無可置疑，如果沒有安全保障，發展難以扎根；同樣肯定的是，在人們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淨水、醫藥和住所的地方，不會有安全。在孩子沒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們沒有可能得到工作養家的地方，不會有安全。無望會使社會從內部惡化。
因此，幫助農民養活本國人民–或幫助一個國家教育本國兒童並照顧病患–不僅僅是慈善之舉。這也是全世界必須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因。幾乎毫無爭議的科學事實是，如果我們無所行動，我們將面臨更多的乾旱、更多的饑荒、更大規模的流離失所–所有這一切都將在未來幾十年引發更大衝突。為此，不僅是科學家和環保人士呼籲採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動–我國和其他國家的軍事領袖也都知道，我們的共同安全處在緊要關頭。
各國間的協議；強有力的機制；對人權的支持；投資於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實現甘迺迪總統所說的逐漸演進的至關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認爲，如果沒有另一個要素，我們就不會有意志、決心、持久力去完成這項工作–而這便是我們不斷擴展的道德想像力；一個對我們共同享有某種無法削弱的東西的堅定信念。
隨著世界越來越小，人們可能認爲，人類會更容易認識到我們是多麽相似；懂得我們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樣的東西；我們都希望在我們一生中，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家人帶來某種程度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但是，由於全球化令人眩目的進程以及現代化帶來的文化趨同，人們擔心喪失他們所珍視的自身特徵–他們的種族、部族，以及也許最強有力的，他們的宗教。在有些地方，這種擔心導致衝突。有時，我們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東，隨著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似乎深化，我們看到了這種情形。我們在因部族間的衝突而四分五裂的國家看到這種情形。
最危險的是，我們看到，宗教是怎樣被那些歪曲並玷污偉大的伊斯蘭教，以及那些從阿富汗向我國發動攻擊的人當作謀殺無辜的藉口。這些極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義進行屠殺的人；對十字軍（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記錄。但是這些提醒我們，聖戰絕不會是正義的戰爭。因為如果當人真的認爲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時，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斂–不必對孕婦、對醫務人員、對紅十字會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這樣一種扭曲的宗教觀不僅與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認爲它與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為每一個主要宗教的核心教義都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堅持愛的法則常常是人性掙扎的主要內容。人難免要犯錯，我們會做錯事，我們會受自負、權力、有時甚至邪念所誘。即使是我們中那些最懷善意的人們有時也未能改正錯誤。
然而，即使我們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們仍然可以相信，人類的狀態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個理想世界，我們仍然能夠追求讓它變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與馬丁•路德•金恩等人所實踐的非暴力也許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實際或者可行，但他們所宣揚的愛–即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基本信念–必須永遠是指引我們前行的北斗星。
因為，如果我們喪失了那個信念–如果我們覺得它愚蠢或過於天真而不屑一顧；如果我們在就戰爭與和平問題決策時拋開了它–那末我們就喪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我們就失去了能為的信念，我們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針。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們一樣，我們必須拒絕接受這樣的未來。多年前，金恩博士在同樣的場合曾經說道：「我拒絕接受以絕望作為對歷史含糊性的最後反應。我拒絕接受所謂反映人類現實狀況的『實然』(isness) 使其無法從道義上達到永遠需要面對的終極『應然』（oughtness）。」
讓我們努力達到世界應該達到的境界–神聖的火花仍然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中激蕩。（掌聲）
今天，在某一個地方，此時此刻，在現實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勢單力薄，但仍然堅定地維護和平。今天，在某一個地方，在這個世界上，一位年輕的示威者知道將受到政府的殘酷鎮壓，但她仍然有勇氣大步前進。今天，在某一個地方，一位母親受盡貧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時間教育自己的孩子，湊集僅有的一些零錢送孩子上學–因為她相信，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線空間可以實現孩子的夢想。
讓我們以他們為榜樣生活。我們可以承認，壓迫將經常伴隨著我們，但我們仍奮力爭取正義。我們可以認爲，腐化難以消除，但我們仍積極要求獲得尊嚴。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可以知道，戰爭將會爆發，但我們仍努力爭取和平。我們可以做到–因為這是人類進步的歷程；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當前面臨挑戰的時刻，這必須是我們在全球從事的工作。
多謝諸位。（掌聲）
